刘鹤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0月21日，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在北京开幕。此次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是发言全文。

 

        我代表中国国务院对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仍在流行的特殊背景下，本届论坛年会聚焦“全球变局下的金融合作与变革”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世界经济一样，中国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大幅收缩，下降6.8%；二季度由负转正，增长3.2%；三季度进一步恢复，增长4.9%。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0.7%，投资和进出口指标升势明显，消费指标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度向好。可以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生命至上、先控制疫情再稳步恢复经济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六稳”、“六保”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中国经济正在出现几个新趋势。

        第一，创新对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在疫情冲击和一些因素干扰下，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阻断的现象。目前坏事正在变成好事，企业界、科技界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巩固国际供应链。

        第二，更加重视围绕最终需求发展新产业。满足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人均GDP向更高水平迈进，中等收入群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蕴藏着巨大消费潜力，投资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满足人的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正逐步优化。

        第三，更加重视绿色发展。疫情的重要启示就是要始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推动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环保产业，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结构调整，防止重复建设，合理提高市场集中度，增强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中国的金融系统在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要继续顺应新趋势，构建新格局，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始终根据市场形势和经济增长需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政策稳定。

        二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市场结构，强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

        三是构建多层次银行机构体系。加快优化大银行经营发展方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坚决化解各类风险。

        四是注重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未来金融生态，要趋利避害，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五是继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和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将继续坚持全面开放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在银行、保险、证券、资管等领域引入更多高水平国际竞争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与国际最佳实践对接。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金融系统将认真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推动新一轮发展和更高水平改革开放。

        女士们、先生们，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金融深化，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尤其要加强应对疫情的合作，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促进全球经济稳步复苏。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有独特的地位和诸多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型金融机构众多，高端人才汇集，金融业发展已有相当基础。由衷希望北京依托自身优势，努力开拓创新，积极打造金融业改革开放高地，在推动科技、金融、产业良性循环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预祝本届论坛年会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金融界为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设立自由贸易实验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受各主办方委托，我宣布，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定支持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首先，祝贺金融街论坛升格为国家级论坛。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各国积极应对，及时推出了有力的宏观对冲措施。借此机会，我就中国货币政策谈两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货币政策响应及时有力，总量合理适度，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实现稳步复苏。在此过程中，在国务院金融委的悉心指导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对冲措施。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3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降准释放流动性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5.5个百分点，累计释放流动性8.1万亿元。
今年货币政策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有内在的逻辑。疫情暴发初期，人民银行于1月31日设立了第一批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医疗和生活物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财政给予50%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很低。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使用实行名单制管理，已基本用完，定向支持了7600多家直接参与防疫的重点企业，有力支持了医疗和生活物资保供任务。
在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控制、进入有序复工复产阶段，人民银行于2月26日增加第二批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当时为4.05%）+50个基点发放贷款，实际执行的平均利率约为4.4%。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已基本用完，支持了近60万家企业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阶段，人民银行于4月20日增加第三批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平均融资成本控制在5.5%以内，预计支持超过200万家企业等市场主体。
货币政策实施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增强直达性、精准性。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人民银行于6月1日发布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适当提供央行资金支持，推动银行积极办理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截至8月末，银行已累计对157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本金和81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利息实施了延期，共涉及3.7万亿元到期贷款本息；3月至8月，银行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超过3000万笔，共计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300亿元。
同时，人民银行扎实做好金融支持精准脱贫工作，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截至6月末，全国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近7500亿元，惠及人数超过2000万。
总的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积极成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稳步恢复。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分别为10.9%与13.5%，前9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6万亿元，都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信贷结构明显优化，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00多万户。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逐月复苏，9月CPI同比涨幅为1.7%。金融管理部门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实施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收费等方式，推动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据估算，截至9月末，已实现让利超过1.1万亿元。预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效果进一步体现，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目标。
从金融市场看，面对疫情冲击，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稳健运行。股票市场波动幅度较小。前9个月债券发行42万亿元，同比增长25%。外汇市场运行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
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和完善应对疫情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结构性金融政策，助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0.7%，预计全年正增长。全球经济从最低点有所恢复，但疫情发展仍高度不确定，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需时日。
新冠疫情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应对冲击，金融部门推出了一些特殊政策措施。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冲击高峰过去，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有的政策已经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但支持小微民营企业、支持稳就业、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将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一是货币政策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货币政策应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金融机构长期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为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提供持续支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金融政策要围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完善政策框架，与财政、产业、就业、科技等政策密切配合，促进经济绿色复苏和发展。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货币政策要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今年抗疫的特殊时期，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明年GDP增速回升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一些。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
近年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支持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在北京市率先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本外币账户一体化改革试点，有力助推了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今年，人民银行对北京四次调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三次增加再贴现额度，全力保障首都防疫和经济恢复增长需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扎实落实好刘鹤副总理的讲话精神，继续支持北京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中关村科创金融试验区创建，全力优化北京冬奥会支付服务环境。刚才，蔡奇书记的讲话对北京市的金融工作作了部署，我完全赞同，将全力支持。
预祝本届金融街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
吉宁市长、易纲行长、何平社长、会满主席、功胜局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2020年金融街论坛。首先对本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面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中国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严守风险底线，服务实体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按照刘鹤副总理刚才致辞中提出的要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重塑金融发展新优势。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一、全面增强金融的普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金融必须面向亿万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金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疫情下的一些国家穷者愈穷、富者更富，很大程度是其金融市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变化所致。例如有的国家股市亢奋，今年以来，5家大企业市值增长占市场上涨总额的80%以上。在我们这里，恰恰要更加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
我国基本金融服务已覆盖99%的人口，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6%。全国人均拥有8.06个银行账户、持有6.01张银行卡，农村开立的个人结算账户占全国40%。三分之二的中小微企业，数以千万计的个体工商户和普通农户，都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政府出资或补助的各种医疗和健康保险已经覆盖全部城乡居民。这些绩效放在世界上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满足。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实现金融的普惠性目标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必须坚定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发展大型超大型金融企业，也要培育中小型金融机构。既要有综合经营的一站式机构，也要有特色化的专业机构。不同类型的金融主体坚守定位，取长补短，相互竞合，共同构筑茂盛的金融森林。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抓紧数字化转型，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我们服务大众的本领。
深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改革仍然十分紧迫。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暴露的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问题，坚决惩治贪腐分子，尽最大可能挽回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无论大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城商行、农信社、信托公司和租赁公司，都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严格选配忠诚、专业、廉洁、务实的高管人员。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监管，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领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努力成就员工的事业愿景，扎根城乡社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通过科技赋能，降低服务成本，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均等占有金融资源，享有优质金融服务。实现这些目标，从根本上都符合为股权投资者创造更多价值的需要。
金融机构要发挥专业优势，做好财富管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人民群众财富的长期保值增值。要防止风险外溢，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增进社会福利。在防灾救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也要主动作为，发挥表率作用。
二、努力促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康发展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基本养老、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在内的养老保障“三个支柱”。第一支柱已覆盖近10亿城乡居民，但第二支柱却规模很小，第三支柱长期处于起步阶段。与许多国家相比，第三支柱发展较为缓慢，占比过低，对养老的支撑明显不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发展第三支柱已经十分迫切。金融业可以，也应该能发挥重要作用。
发挥金融优势，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障，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压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同时，也可集中长期稳定资金，探索跨周期投资模式，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满足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新的资金需要。当前我国居民金融总资产已达到160万亿元，其中90多万亿元为银行存款，而且绝大多数低于一年期限。可转换为终身养老财务资源的金融资产，规模十分庞大，优势非常明显。
近年来，我们会同相关部委和金融企业，对养老金融改革发展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形成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务院金融委作出专门部署，要求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逐步完善。总的方针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抓现有业务规范，就是要正本清源，统一养老金融产品标准，清理名不符实产品。另一方面是开展业务创新试点，大力发展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专业养老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和基金、专属养老保险、商业养老金，等等。我们将选择条件较好的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先行参与，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正反两方面经验，探索养老金融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三、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开放合作是实现金融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封闭环境下不可能培育出真正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金融体系也是在开放条件下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已建立和发展起全球最大的信贷市场，第二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劳动生产率、管理成本、普惠金融、数字化经营等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大型保险公司增长速度、发展潜力及市场估值水平也居于世界前列。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直接指挥下，金融领域先后推出50多项开放措施，大幅放宽金融业外资股比限制，扩大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目前，这些政策已逐步落地见效，并形成了一批示范性实例。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外资独资寿险公司和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等先后获准设立。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也没有一刻停止。
下一步，我们将在坚守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前提下，坚定不移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持续优化金融市场制度安排，深化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在扩大开放中持续提升金融体系竞争力。我们欢迎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特别是在风险管控、养老金管理、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激发市场活力。我们也支持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在东道国依法合规发展业务。
四、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提升金融效率的巨大作用
金融与科技始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历次重大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进步。电讯电报的出现使金融服务突破了时空限制。电脑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数据的存储能力，金融服务效率大为提升。当今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科技变革已在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金融也通过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扶持和壮大科技企业发展，金融行业率先广泛应用科技成果本身就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的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兴办起颇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
我国金融科技应用在许多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移动支付、电子清算、网上银行、数字信贷飞速发展。目前银行业离柜交易率已接近90%。小微企业贷款过去是20-30天的审批周期，现在通过科技平台实现了“秒申秒贷”“立等可到”。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在积极探索发展金融业务，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我们将继续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优化客户服务体验，提升服务效率。密切关注和评估科技革命对金融业的影响趋势，并做好前瞻性部署安排。在监管方面也要加大科技运用，提升监管效能。当然，金融科技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寡头垄断等风险挑战，确保市场公平和金融稳定。
北京作为首都，地位特殊。金融行业一定要全力以赴支持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支持北京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北京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致辞——中国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
（2020年10月21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次作为金融街论坛的共同主办方，证监会非常高兴依托这样一个高端平台，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共谋合作发展。刚才，刘鹤副总理的重要致辞，深入分析了疫情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阶段性重大胜利和呈现出的三个新态势，对金融系统顺应新趋势、构建新格局提出五方面重点工作要求，并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理论性、指导性都很强。证监会将认真学习领会，全力抓好贯彻落实。今天，我想围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大局谈三方面认识。
一、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作出部署。刘鹤副总理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这些都为全面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升资本市场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科学把握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促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迫切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资本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价格信号灵敏，是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平台。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有利于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动员和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更高效率更具活力的领域协同聚集，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经济金融循环效率。
第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主题主线。基础制度带有方向性和根本性。突出基础制度建设这个主线，强化制度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是我们这一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鲜明特征。去年以来，我们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注重发挥科创板改革的“试验田”作用，统筹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加强总结评估、逐步将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至全市场。这对于凝聚各方共识，保障改革平稳顺利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治本之策。近年来，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我们坚持分类施策、标本兼治，平稳有序化解资本市场运行中各种存量风险，实现总量收敛；同时，着眼于完善制度机制，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健全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增量风险发生。在此过程中，我们注重依靠制度约束促进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各方归位尽责，持续夯实市场稳定运行的内在基础。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必然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依法治市、依法监管，严格按制度规则办事，这与践行“不干预”的理念、进一步减少管制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体系，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既有利于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权于市场，也有利于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从而实现市场生态的良性循环。
二、关于对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内涵和特征的几点认识
关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和业界从不同维度做了研究和探讨。总的看，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应该是一整套紧密联系、内在协调、相互支撑的制度生态体系，共同构成保障资本市场正常运转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四梁八柱”。具体而言，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基础制度具有广泛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从市场运行组织看，基础制度包括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再融资、持续监管和退市等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制度安排；从制度的效力和层级看，既涉及证券法、公司法、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包括各类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从市场主体看，涵盖了规制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交易场所、投资者等主体主要行为的制度规则。
二是基础制度的核心是要促进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基础制度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安排，厘清市场各参与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市场的运行组织方式和市场主体行为，包括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这是构建良性市场生态，保障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和高效运行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安排。
三是基础制度必须是连续、稳定和可预期的。基础制度应该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要体现对市场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彰显有利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原则，不能左右摇摆，不能“翻烧饼”。同时，基础制度也要兼具基本稳定和与时俱进，随着市场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四是基础制度应该体现从实际出发和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的有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投资者结构、上市公司结构、法治诚信环境等与成熟市场差异较大，需要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市情，不断强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时代性和适应性，逐步构建形成既遵循国际市场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
三、下一阶段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有关考虑
中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宗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坚持整体设计、突出重点、问题导向的原则，聚焦解决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不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是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我们将在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完善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设立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健全发行承销机制；打造权责清晰、标准统一、透明高效的发行审核注册机制。积极稳妥优化交易结算制度，丰富风险管理工具，优化融资融券和转融通制度，稳步推进货银对付（DVP）结算制度改革。完善常态化、多渠道退市制度安排。
二是完善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强化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完善各市场板块的差异化定位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研究出台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相关规则，提升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完善私募基金差异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发挥私募股权投资支持创新创业的积极作用。推进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公募REITs试点范围，积极稳妥推进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创新。
三是优化推动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为契机，会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实现大的跃升。健全促进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的内生机制，鼓励和支持业务、产品、服务、组织和技术创新，完善行业机构做优做强的配套措施，推动发展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完善审计、评估、法律服务、资信评级规则体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构建权责匹配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
四是加强投资端制度建设。在加快融资端改革的同时，协同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完善投资顾问业务规则，着力提升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专业能力；推动优化第三支柱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完善权益投资的会计、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
五是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保障和配套支持制度。积极做好刑法修改、期货法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的配合工作，推动制定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交易的行政法规，逐步构建符合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完善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监管执法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权责清单制度，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六是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内在要求。我们将研究逐步统一、简化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方式，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拓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拓宽商品和股指期货期权品种开放范围和路径。加强跨境审计和国际监管执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金融业是北京的重要支柱产业，资本市场在首都金融业发展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各类市场机构数量、中介服务从业人员均居全国前列，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营商环境也处于领先水平。证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服贸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如既往地推动、支持北京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新三板改革，支持北京建设私募股权交易平台、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推动完善首都要素市场体系。鼓励和支持各类内外资机构积极利用北京“两区”建设的新机遇，加快创新发展，不断做优做强。支持北京开展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推动建设首都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登记托管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北京建设法治诚信资本市场示范区。
最后，衷心祝愿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北京金融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与管理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刚才刘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将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指导下,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与管理实践”，给大家做个汇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危机的成因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金融机构的个体稳健并不代表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健，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需要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变化以及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和跨境传染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尽可能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G20框架内，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致力于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大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从而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和稳健性，提高应对冲击的逆周期调节能力。
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降低逆周期资本缓冲、流动性要求等政策举措，及时释放宏观审慎政策缓冲，发挥了良好作用。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8月，包括G20成员在内的33个国家和地区，针对银行部门共实施了500多项审慎政策措施以应对疫情冲击，其中具有宏观审慎特征的政策措施占比达到60%左右。
我国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探索实践起步较早。2003年，人民银行在房地产金融领域首次引入最低首付比例政策，并根据形势变化，多次逆周期调整最低首付比例要求。2010年，人民银行引入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于2016年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将信贷投放与金融机构资本水平及经济增长相联系，有效促进了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宏观审慎管理工作。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19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批定的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牵头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并批准设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局。
近年来，我们认真履行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职责，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实践经验，研究编制《宏观审慎政策指引》，围绕政策目标、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政策工具箱，政策传导等要点，健全宏观审慎治理机制，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2020年9月，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正式建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初始缓冲资本比率设定为0。
二是有序推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2018年11月，人民银行联合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测、监管和风险处置的总体制度框架。
在总体制度框架下，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制定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评估范围、评估流程，从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四个维度确立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已完成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拟于近期发布。
正在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公司治理、恢复和处置计划、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
评估办法和附加监管规定发布后，我们将会同银保监会，认真开展评估工作，及时发布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及配套附加监管实施方案。
此外，为健全我国银行业风险处置机制，我们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要求。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2020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明确非金融企业控股或实际控制两类或者两类以上金融机构，具有规定情形的，应当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经批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接受监管。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理念，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以并表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行为及风险进行全面、持续、穿透式监管。
四是开展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2020年2月，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明确将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纳入统筹监管范围，统一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健全治理机制。
推动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根据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和“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需要，研究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居民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探索开展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根据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
相比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起步不久，各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都还在不断健全完善。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筹指导下，认真履行宏观审慎政策牵头职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支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持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适时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总体设计和治理机制。继续加强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工作，不断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并制定工具启用、校准和退出机制。
二是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体系。重点健全房地产金融、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影子银行以及跨境资金流动等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分步实施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并将其制度化。
三是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建立我国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证券机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恢复和处置计划。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配套细则，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和持续监管。
四是做好宏观审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合力。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最后，预祝本届金融街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20金融街论坛暨成方金融科技论坛上的讲话
尊敬的陈元主席、易纲行长、陈吉宁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出席金融街论坛年会暨第二届成方金融科技论坛，与大家共同探讨“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创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方兴未艾，推动金融业态发生深刻变革。人民银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六稳”“六保”，坚持发展与监管“两手抓”，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建成金融科技“四梁八柱”，我国数字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金融科技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一）扬规划之帆，顶层设计日臻成熟。人民银行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建立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以6部委10省市应用试点为示范，引导金融业秉持“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原则，全面激活金融需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资本投资、政策支持等各类要素，推动构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的新生态。在规划指引下，金融机构加速金融科技统筹布局，通过设立子公司、混合所有制、股权期权等手段推进组织架构重塑，把科技元素注入业务全流程，显著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已有11家全国性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业科技“含金量”进一步提升，创新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产业机构通过行业协会、孵化平台、专项合作等方式加强与金融机构跨界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更紧密、成果转化更顺畅，国家级金融科技测评认证中心、风险监控中心、发展研究中心等纷纷推动筹建，金融科技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结合当地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通过专项资金、减税降费、载体建设、配套服务等手段，做强金融科技产业链、做大金融科技生态圈。例如，北京市发挥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出台“金科十条”，打造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二）铸治理之器，监管框架基本建成。人民银行立足我国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风险复杂多变的实际，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监管框架，坚持创新与安全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刚柔并济、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打造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9地开展试点，推出60个惠民利企项目，探索出一条既能守住安全底线、又能包容合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科技监管之路。在风险防范方面，对“机构自治+政府监管”的传统模式进行升级，引入社会公众、行业协会等力量参与金融科技治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强化创新风险的多渠道态势感知、综合性分析评估和差异化预警处置，打造机构自治、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四位一体”创新风险防线。在创新孵化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神，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以服务促创新的理念，积极打造创新辅导与试错容错机制，发挥缩小版真实场景“一端连市场、一端连监管、一端连用户”的优势，强化产用对接、政企协同与供需撮合，有助于打磨出满足人民需求、符合监管要求的优质产品服务，也便于提炼行业最佳实践经验，加速出台金融科技监管规则。在信息披露方面，以声明书、服务协议等为载体，综合运用声明公示、管理登记、用户明示等方式，多措并举建立覆盖创新应用全生命周期的信息主动披露与全程公开机制，提升信息披露的时效性、透明度与可信度，让金融消费者、社会媒体更好地了解创新应用功能实质与风险隐患。在权益保护方面，建立机构投诉、自律约束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督渠道，督促创新主体全面公开创新应用真实情况，严格落实个人隐私与数据保护要求，采取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等补偿措施，多管齐下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监督批评权、知情与自主选择权、信息与财产安全权等合法权益。截至目前，以监管工具为基础、以监管规则为核心、以数字化监管为手段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基本建成。
（三）行普惠之路，为民利企成效显著。在利企方面，金融机构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重构传统信贷业务流程，释放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优化供应链资金供给，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实现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增量扩面、提质增效。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4.6万亿元，同比增长29.6%，较好地实现了金融活水向小微企业精准式滴灌。在为民方面，金融机构利用数据挖掘、情景感知等手段，推动金融与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场景深度耦合，实现主要民生领域金融服务广覆盖；发挥机器学习、语音识别、虚拟现实等技术优势，打造“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金融产品，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借助5G、开放API等技术，构筑“多触点、一体化”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支付缴费、投资理财等业务线上化迁移，为老百姓提供触手即达的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底，全国银行业离柜率近90%，疫情期间社会公众足不出户便能办理金融业务，大部分业务可实现“非接触、云上办”。
（四）强服务之本，基础设施加速升级。近年来，人民银行科学规划、统筹部署，推动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展，支撑金融体系结构转型和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在金融市场领域，推出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新一代外汇交易系统等，促进金融业务电子化升级，提升金融政策实施传导精准度，提高金融市场的安全性、透明度和交易效率。在支付财税领域，打造二代国库信息处理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基于分布式架构的网联平台等，架设资金交易“高速公路”，实时支撑海量交易业务，便利资金汇转与结算，为国家财税资金运转和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在信用融资领域，建成二代征信系统、动产融资服务平台、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等，系统服务功能、运行效能、安全性能显著提升，为新时代信用融资体系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持，营造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开放共享贸易金融新生态。整体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我国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信息基础设施新格局。
二、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在创新金融产品、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的同时，也改变了金融运行机理，加大了风险防控难度，金融创新发展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
（一）数据安全保护刻不容缓。金融科技重新定义数据价值，改变数据管理方式。从以物理网点为主的人工方式，到以互联网、智能终端为主的自动方式，数据采集手段更先进、渠道更多元、维度更丰富，金融数据资源呈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数据传输从内部专网转向互联网，大量敏感信息直接暴露在开放网络环境下。与此同时，部分消费者和金融机构数据保护意识相对不足，对数据泄露环节和危害认识不到位，而不法分子窃取数据的手段却不断翻新，从面对面诱骗到远程网络攻击，从木马病毒到短信嗅探，个人隐私泄露等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数字鸿沟弥合任重道远。随着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金融服务向线上化、智能化发展，在丰富人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加剧了数字鸿沟问题。在服务接入环节，瞬时高并发、多频次、大流量的新特征抬高了支撑金融服务的软硬件门槛，影响服务可达性。在服务使用环节，老人、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因理解能力弱、接受度低、适应性慢，无法灵活掌握各类智能产品与服务，在数字生活中被“代沟式”淘汰。数字鸿沟拉大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差距，加大了不同群体间生活质量对比度和距离感，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如何弥合这道“鸿沟”，已成为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必须直面的难题。
（三）供应链安全可控迫在眉睫。我国金融业经历了业务电子化、渠道网络化、服务智能化阶段，金融与科技融合正在加速，逐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对金融行业而言，在“无科技不金融”背景下，金融新业态对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供应链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对机构自身而言，无论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技术产品过分依赖单一供应商，就相当于自身发展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上。因此，必须提前谋划多样可替代的技术方案、构建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四）业务交叉风险不容忽视。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混业经营更加普遍，多种业务交叉融合，导致风险交织复杂、难以识别、外溢加剧。从传染性来看，不同业务相互关联渗透，跨界混业更加明显，单个市场风险可能沿着资金链、担保链扩散到多个市场，越界传染性提升。从传导性来看，业务流转变为信息流打破了风险传导的时空限制，个别机构风险在“蝴蝶效应”和“羊群效应”叠加作用下迅速外溢，风险传播速度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从隐蔽性来看，一些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粉饰包装，增加了金融监管界定和识别的难度，使风险隐蔽性增大。业务交叉风险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稳健经营提出更高要求，给金融管理部门穿透式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带来严峻挑战。
三、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举措
针对上述新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尊重金融科技发展客观规律，加快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聚焦实体经济与社会民生关键环节，找准薄弱点、盯住落脚点，合理规范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金融提质增效，推动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固本强基，发挥数据要素倍增作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了数据要素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要求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应用与安全管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升数据资源价值。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要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认识数据重要意义、深化研究数据管理机制、深度挖掘数据内在价值、深入做好数据安全保护，为金融装上数据引擎，实现多向赋能。一是优化数据治理。建立健全数据治理机制，加强数据标准、数据模型、资产目录建设和管理，理清数据权属关系，做好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和收益权的科学界定，打造金融数据“通用语言”，切实提升数据质量和管理水平。二是深化融合应用。统筹规划全局数据架构，建立跨部门、跨机构、跨领域数据共享与融合应用机制，打破数据壁垒、拆除数据烟囱。深挖应用场景，运用海量多维数据实现信息整合、特征关联和业务洞察，将单场景信息增益叠加为多场景、网络化、图谱化的高价值数据，释放数据潜能、提升服务效率，做到“能用、会用、善用”数据。三是强化数据保护。遵循“用户授权、最小够用、专事专用、全程防护”原则，充分评估潜在风险，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综合国家安全、公众权益、个人隐私和企业合法利益等因素做好数据分类分级，实现数据的精细化管理与差异化防护，把好安全关口，严防数据泄露、篡改和滥用。
（二）定规立矩，护航智慧金融健康发展。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推动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金融业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头雁效应”，进一步创新智慧金融应用模式，推动智慧金融从外围支撑向核心引领转变，实现由赋能向增能和产能阶段快速演进。在流程再造方面，将人工智能优质模型、工具与系统贯穿应用于获客、营销、风控、运营等全流程，打通部门之间的业务隔阂与流程断点，推动服务体系向主动化、个性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提升客户体验和运营效率, 打造“非接触式服务、远程式办理、浸入式体验”的智慧金融新模式。在智能应用方面，开展金融智能云与算法规则库的前瞻研究布局，打造共享复用、高效敏捷、深度交互的智能中台，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慧金融应用生态。在算法安全方面，加快出台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监管基本规则，建立智能算法评价备案机制，强化标准符合与安全管理，提高算法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提升驾驭人工智能复杂系统的能力，为智慧金融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三）以民为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金融科技在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将大有可为。一是提升农村金融普惠化。加强惠农金融服务点与益农信息社、电商服务站等融合共享，运用移动金融APP、开放API等手段拓宽服务半径，打造“跨金融机构互通、线上与线下打通、金融与公共领域融通”的服务新渠道，因地制宜丰富特色化、综合化涉农金融服务和产品，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二是助力农业产业现代化。借助移动物联网、卫星遥感、图像识别、电子围栏等技术，加强作物、畜禽、水产、林木等农业“活体”动态跟踪，促进农业产业链数据自动化采集、可溯化信任和智能化分析，让“动产”转换为“不动产”，推动资金流、物流、商流深度融合，提升农业产业和上下游企业融资可得性。三是推动农民公共服务便利化，探索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农村缴费模式，实现水、电、燃气等公共事业缴费一站式办理，推动社保服务激活、就医结算、交通购票等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实现“多项服务只跑一次”，让农民享受更优质便捷的服务体验，助力打通智慧政务“最后一公里”。四是促进乡村建设数字化，针对农民“数字足迹”缺失、农业跨领域数据融合不足等问题，基于多方安全计算、同态加密等技术推进涉农数据共享，利用数字化手段完善农村信用信息体系，为农户授信策略提供可信任、可追溯的数据源，提高信用体系覆盖面和应用效果。
（四）科技赋能，增强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金融业要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丰富监管手段，探索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化解的新路径，全面提升金融监管效能，织密风险防控的“安全网”。一是增强监管专业性。利用监管科技搭建多层次、系统化的数字监管体系，将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产品、新业态及时纳入监管，形成与金融创新发展相配套的监管机制。二是增强监管统一性。加强监管统筹协调能力，通过建立数字化监管规则库、监管知识图谱和智能化数字监管平台，实现监管规则形式化处理、数字化转译和程序化服务，提升金融监管一体化水平。三是增强监管穿透性。建设多方联动的风险态势感知平台，通过复杂网络、深度学习等手段，建立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五）合力攻坚，提升金融科技产业竞争力。金融科技发展离不开专业分工和成熟生态，金融科技的竞争力是科技供应链从源头研发到应用落地的整体竞争力。党中央把“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放在经济生命线的重要位置，要求我们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着力推进金融新基建，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为金融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夯实地基。一是加强联合攻关。找准制约核心技术突破的瓶颈，协同产业多方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加强协同攻关，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适配测试与安全评估，不断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满足金融需求、可商业化运营的金融科技产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民族品牌，抢占金融科技产业“制高点”。二是坚持场景牵引。从业务场景真实需求出发做好芯片、操作系统、分布式数据库等产品技术选型和应用融合，打造产用对接良性循环，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业务滋养，逐步扩大安全可控产品应用规模。三是完善生态体系。推动金融科技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鼓励企业探索技术共研、场景共建、成果共用、标准共商和产权共享合作模式，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所需的人才、融资、知识产权等制度保障，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接力之年。“察势者明，驱势者智，驭势者赢”。我们要合理运用科技手段加大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金融力量。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货币的开放是为实体经济的开放服务的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表示，不要太关注人民币币值近期的走势，或者人民币指数近期的走势，因为我国实行浮动汇率，所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时走高、有时走低，走高的时候自然购买人民币资产的人就会多一些，但是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周小川提出，真正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有利的因素，首先是近些年在保护主义出现的情况下，中国非常明确地坚持走实体经济对外开放的道路。自贸区试点扩大、设立自贸港、上海新片区等都表明要有更大的开放程度，所以货币的开放应该说也是为实体经济的开放服务的，实体经济要下更大决心实现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也必然是配合的趋势。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国金融市场在最近这些年逐步突破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突破了保护主义的做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股票市场实现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债券市场和衍生产品都更加国际化，这也是货币可自由使用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周小川指出，近年来我国突破了一些心理障碍，例如人民币“破7”的心理关口。过去人们担心人民币跌破7是否会“一泻千里”，但现在人民币已经在“7关口”有上有下。另外，过去人们担心外汇储备是否会跌破3万亿，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有低于3万亿的经历，后来又逐渐回到3万亿。因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我们都突破了。
在资本流动方面总会有一些讨论，因为大家觉得资本流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并不是十分有利，甚至有一定冲击，因此在最后决定保留哪些管控措施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争论甚至是不同的意见。周小川提出，我们需要体会到，实际上涉及资本流动的除了经济、币值的因素，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信心，信心越强，不正常的流动越能够减少。
周小川认为，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如果我们最后向前迈一大步，会面临一些实际的问题。过去中国曾经存在双轨问题，例如1994年汇改之前，有些商品是用兑换券买的，有些是用人民币买的，价格不一样，要连接两个价格、两种渠道，最后合并过程中涉及的体制机制、价格、利益如何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双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在股票市场，有A股、B股、H股，还有红筹股，不同的壳里的实际资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如果是同股不同权的产品，价格有较大差异可以理解，但是同股同权产品出现明显价差，主要可能还是因为货币不可兑换中间没有套利机制所造成的，将来迈一大步必须把这些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