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美战略格局下全球供应链演变的新趋势与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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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突然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发起了以全面提高关税壁垒为主要措施的贸易摩擦。后续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华为发起的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技术封锁政策，昭示着中美双方进入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全面竞争的战略碰撞期。在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的、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很有可能会在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格局下出现收缩和重构的重大变化，必将对正在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的挑战和风险。如何应对这些可能的重大挑战和风险，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需要得到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新格局：收缩还是重构

       透过当今全球化格局频频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风险，准确判别、认清和把握其中的核心特征及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对于科学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处的愈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至关重要。针对当前中美之间加剧的贸易摩擦，以及所隐含的中美之间战略竞争乃至科技创新战略竞争格局，对其背后形成动因的认识，不能仅仅是陷入中国的大国外交过于强势论，或者是纠结于中国对韬光养晦战略的偏离，或者是鼓吹中国对美侵略性战略竞争策略包容程度不够，或者是误判中国没有彻底融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式民主制度体系而引发价值意识形态方面竞争等一系列流行的简单或狭隘思维。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经济规模对比性到了关键性的转折时期，是中美双方的国家综合发展能力到了此消彼长的关键碰撞期的必然结果。中美之间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面临全面根本性调整和重构的新格局。

       首先，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收缩，在收缩过程之中呈现重构现象，在重构过程之中又表现出逐步收缩现象的新特征。一个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之间经贸摩擦的双重背景下，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规模收缩态势似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双重重新布局调整格局也不可避免。其中，收缩的核心现象是，全球供应链体系包括部分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呈现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或回归现象。一方面，发达国家率先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以保护国家产业链安全为借口，既采取政府补贴方式鼓励位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向本国或利益密切相关的同盟国家回流和迁移，又对来自其他国家针对本国核心产业链的企业收购、兼并和投资行为普遍采取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制度严加限制，以此来保护本国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发达国家这些具有示范性、单边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由投资领域传导到贸易领域，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本国高端消费市场的投资壁垒和贸易壁垒保护意识被充分激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激励动机更强。另一方面，在美国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强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刺激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各国国内民粹主义很有可能会逐步累积、蔓延和爆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会同时出现强化和爆发现象。由此，全球贸易规模很有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出现较大幅度收缩，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出口市场必然面临竞争加剧，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出口利润会出现较大幅度降低，从而进一步激发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动力和意愿也有可能会逐步弱化，这会进一步加剧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收缩现象。重构的重要特征是，地区性或盟国型供应链体系的作用可能更加凸显。在美、加、墨制定了具有排外性质的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后，各国均认识到只有依靠地区性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体系，才能实现地区对地区的均衡博弈格局，才能最大化地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全球的供应链体系有可能逐步分解为欧洲、北美、亚洲等地区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在这些地区性供应链体系主导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之间，仍然会有着比较频繁的商品贸易交换和流动活动，而投资的流动可能会受到较为突出的区域性边界限制。

       其次，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的以收缩和重构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革，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利益分配格局必将发生重大调整。一方面，体现在买方和卖方力量发生逆转。在原有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卖方和买方国家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利益博弈格局。换言之，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研发和生产各种高技术创新含量的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将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进行组装和制造最终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从而形成以产品链和产业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的全球化循环体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发达国家卖发展中国家买+发展中国家卖发达国家买”形态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式的利益博弈和共生格局。其具体表现为，在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配件、先进生产设备等环节中形成发达国家的“卖”和发展中国家的“买”，而在组装完成的最终商品环节中形成发达国家的“买”和发展中国家的“卖”，二者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利共赢式的贸易和利益循环机制。然而，“美国优先”以及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完全违背市场自由贸易机制的手段，充分暴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惜采取破坏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鼓吹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策略，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超大化的自我利益至上主义。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完全自私自利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对维护自身发展利益觉醒的双重刺激下，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必然会在中美战略竞争冲击下，逐步发生重大的调整和重构现象。另一方面，国家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本土需求市场规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利益博弈和分配格局中的绝对优势提高。这具体表现在：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所拥有的绝对创新领先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利益分配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份额。这就是“卖”的力量。同时，一国的进口规模在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日益提升，“买”是为那些试图依赖出口来获取经济发展机会的国家提供了独特的赚钱机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这就是“买”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愈发成为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决定性力量，美国之所以认为自己具有主导、控制和随意改变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权利，就是基于美国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进口国，同时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再次，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即将发生的调整和重构现象，必然会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造成差异化的重大挑战和根本性影响。美国采取的禁止全球所有国家企业利用美国生产制造的零配件，为华为企业生产和提供各种产品的禁令，貌似可以一举击中中国首家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要害，从而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主要地位造成破坏，遏制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因此，不少国家判断中国是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和重构的最大受害者。然而，从中国当前拥有的独特综合优势以及所采取的深化对外开放战略来看，中国肯定不是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和重构的最大受害者，相反主要的受损者是德日和印度、越南等两类经济体。一方面，德日等这样的出口依赖性较强的发达经济体，必将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和重构过程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日本认为，通过对美国的持续性妥协让步，同时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就可以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调整和重构过程中的局外人，保护自身的贸易利益。然而，日本作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只要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收缩性调整，日本在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中遭受巨大损失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试图仅仅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优势，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来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发展中国家，也必将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和重构过程中突出的发展利益受损者。在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战略思维中，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战略竞争行为，给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制造业的额外战略机会。因此，选择在此关键时期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战略，可以获得美国的宽容和让步，从而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挤占中国的市场份额。然而，这些国家可能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的战略动机，美国现在的核心目标是利用限制进口来扩大美国的出口，从而解决美国国内的中产阶层就业岗位不足和收入增长乏力的困局。很显然，印度、越南等国不具备从美国大量进口的能力，也必然就不会获得持续的对美出口机会和贸易顺差空间。相反，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收缩和重构，首要的是彻底堵住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利用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获得出口导向发展机会的空间。可惜的是，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某些最高决策层还对此重大现象“装糊涂”，最后造成的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而且，美国此次针对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体系所推动的破坏性重构的行为策略，必然会刺激和影响众多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的最为根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其造成的混乱和复杂博弈状态，以及反弹和对抗效应，很有可能超出美国自身的想象和控制能力之外。美国想要的局面是浑水摸鱼，到最后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鱼和水都变少甚至没有了。

       再次，必须高度关注导致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调整和重构现象背后的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步累积、爆发和盛行所催生的逆全球化背景。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多数均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而此轮贸易保护主义则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截然相反的实施逻辑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在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攫取最大利益份额的最大发达国家，却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规则的最大破坏者？美国不惜破坏既有的WTO市场公平贸易规则，违背自己一直鼓吹的市场化公平机制原则，对中国类似中兴、华为这样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实行多轮限制政策的行为，其不仅仅是为了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培育，以及在全球价值链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能力的全面提升，也不仅仅深刻体现了美国针对中国试图实现“不对称”市场开放谋略的战略图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强势导致自身陷入制度改革动力僵化的发展困局。美国的精英阶层自身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藩篱，难以依靠实施根本性的国内改革来打破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就业机会缺失与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制度缺陷困局，这必将导致美国国内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积累、爆发和盛行。而且，这些在美国内部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矛盾，决定了美国只能通过选举式的政治手段来将内部矛盾外部化，依靠制造所谓的外部竞争者来转移内部难以调和的制度矛盾，以及改革困局的基本事实。因此，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的收缩、调整和重构过程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正在发生的逆全球化趋势，是由少数主要发达国家的自私自利至上主义的动机逻辑推动的。

 

       当前全球供应链根本性调整和重构背后的驱动力

     （一）全面认识全球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竞争格局

       第一，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正在成为诱发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根本性调整和重构现象的导火索。表面上来看，当前很可能发生的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内涵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调整甚至重构现象，可以理解为这是由中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战略竞争行为，特别是由中美双方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博弈行为来驱动的。而从深层次角度来看，这是由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全方位霸权地位的内在动机决定的，是由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张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既得利益可能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导致的。事实上，在最近10年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竞争和利益博弈格局中，唯一发生本质性变化的现象是：一方面，中国的GDP规模稳步接近全球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美国的GDP规模，并且是在可预期的未来20年内可能超过美国GDP规模的唯一国家。按照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利用最近PPP调整方法统计的全球各国真实GDP规模，中国已在2017年就超过美国。因此，从美国历来偏向于利用一切手段遏制“老二”战略对手的习惯性战略思维，这必然会触发美国这样的全球守成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的战略竞争策略甚至恶意敌对行为。另一方面，美国的全球霸权根基之一，就是持续拥有全球最为前沿和绝对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美国战略家看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优势，比肩美国美元全球霸权的核心战略支撑，而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可能在全球整体科技创新领域实现自主能力全面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向中高端环节的逐步攀升，已经对既有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既得利益地位造成威胁，自然而然就会引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争行为。可见，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难以避免的全面战略竞争，只是诱发全球供应链体系根本性调整和重构的导火索，其深层次因素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逻辑和规律的重现和重演，只是角色的变化和博弈结果的差异而已。

       第二，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格局呈现新态势。当前，全球的发展竞争格局之中，不仅仅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主线，更为突出的是，交织着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等不同主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更是主导因素。愈发需要看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谋划和布局，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本质上不具备为发展中大国或主要新兴国家提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空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本质上是按照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逻辑来设计和运行的，是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对生态环境需求不足的现实条件来布局和推进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始终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研发环节、品牌、营销渠道、金融服务等关键定价环节，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形成强烈的 “压榨”效应和“锁定”效应。而且，发展中国家往往还会被发达国家诱使进入“市场换技术”“代工促出口”的发展陷阱中，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全部被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品牌产品占据，发展中国家的代工和出口企业沦为全球低附加值、低技术创新含量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制造组装者，迫使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收入岗位创造能力缺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力不足+本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难以实现外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型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路径。对发展中小国而言，这种效应尤其突出。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现象和问题的重视程度却严重不够，简单或盲目地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机会，特别是受到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利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变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启示，简单地认为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仍然具备让发展中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空间。客观事实是，日韩等国之所以成功利用全球价值链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持续进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而释放和提供的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高端市场机会，培育出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创造出足够数量的高收入就业岗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为日韩国家提供了高收入国家发展机会，而非既有的发达国家为日韩提供了高收入国家发展机会。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再也不能容忍发展中国家利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机会，培育针对发达国家自身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削弱发达国家在全球制度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贸易利益的攫取权。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与规则实施重构性调整的内在动机，就是要全面切断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空间和途径。

       第三，国家价值观形态和制度之间的竞争，呈现逐步凸显的态势。当前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战略竞争格局，难免会引发对中美之间迥异的价值观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性竞争和博弈的担忧。针对此重大问题，需要阐述清楚的一个基本机制是，正如图1展示的逻辑机制，究竟是一国的国家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架构决定了一国的国家综合发展能力，进而决定了该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地位；抑或是一国的国家综合发展能力决定了该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地位，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国家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架构？当然，一国的国家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架构，也会反过来影响一国的国家综合发展实力，特别是会制约一国的经济改革动力。实质上，对这两种逻辑机制的不同认识，也代表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不同思维的争论。从一国内部逻辑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能力决定国家制度架构，将之延伸到全球逻辑来看，就可以表达为经济利益竞争和国家价值观竞争，共同归属于国家发展能力竞争范畴。因此，那些认为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爆发是由中美双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本质性差异所造成的观点，实质上是陷入西方发达国家预先设计好的西方价值观“至上主义”和故意鼓吹“普世价值观”的话语权体系之中。客观事实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表面上似乎与双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有关，从本质性的决定性因素角度来看，是中美双方在面临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来的各种形式的重大利益集团藩篱和制度阻碍陷阱。其所深刻体现出来的制度性改革能力以及所内含的持续性国家综合发展能力，实质上是两国在打破既得利益集团藩篱和实施制度性改革能力的全面竞争和持续性竞争。中国当前阶段在打破国内既得利益藩篱和推进制度性改革方面的持续动力，以及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活力和领先力，给美国带来了全方位巨大压力。与中国所采取的依靠国内改革来化解国内矛盾的策略不同，美国采取的是通过打破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强迫其他国家为美国单方面更大地开放本国市场，来缓解美国国内的制度僵化造成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层的就业岗位缺失困局。“美国优先主义”背后体现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制度缺陷和矛盾不可调和的外化驱动力解决逻辑。总而言之，国家发展能力竞争才是中美双方以及全球各国战略竞争的最为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既不是经济利益竞争归属于国家价值观竞争，也不是国家价值观竞争归属于经济利益竞争，而是经济利益竞争和国家价值观竞争共同归属于国家发展能力竞争。

      （二）理解全球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驱动力

       为深入理解全球各国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背后的关键驱动力，笔者构建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六维决定因素模型。由该模型可以发现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驱动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与资本剩余程度、全球领先的本土跨国企业和全球利益最大化追逐动机，而制约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国内中产阶层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驱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劳动力要素禀赋、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力综合成本、国内市场规模、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与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而制约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国家价值观形态。

       基于上述分析，全球供应链体系形成背后的关键驱动力主要包括：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动因，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对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而发达国家存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过剩以及具有全球领先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优势。因此，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在追逐自身利益全球最大化的刺激下，将自身掌控的产业链、产品链中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产业链、产品链中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环节的研发、设计、品牌、全球营销网络、金融，以及关键设备和关键零配件环节仍然留在发达国家，从而形成“利益共享”，但绝不是“利益均等化”“发展机会共享”，也绝不是“发展机会均等化”“技术溢出”，更决不允许发展中国家赶超和挑战以发达国家创新领先地位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全球供应链体系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和冲突，相反，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激化国内民粹主义。具体而言：其既由于扩大发达国家内部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工人阶层的收入不平等而诱发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进而激发来源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全球化政治势力的兴起；也由于会诱发和激化发展中国家因为对外开放带来不同群体利益分配不均等和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渗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激发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不稳定性和民粹主义，诱发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势力的兴起。

       特别需要关注的内在逻辑是，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的影响，在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之间可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针对发展中小国而言，由于缺乏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相对完善的一体化产业链体系做支撑，也由于本国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在本国高端消费市场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且本国被限制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低端环节的情形下，只能获得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机会，而难以获得从中等收入国家提升为高收入国家的战略机会。比如，类似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小国，在急切期盼加大对外开放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以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激励下，为了迎合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国家体制的认可，急于实施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国家政治制度全面靠拢的改革策略。事实上，即便这样的发展中小国全面实现了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以及所谓的独立工会制度，中等收入国家基本就是其国家发展程度的最高极限。而且，不可忽略的是，过早地实施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所谓的独立工会制度，其负面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矛盾的积累和增加在某个时期被激发，在特定时候必然成为摧毁社会稳定的潜在“炸弹”。而针对那些发展中大国而言，在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对外开放背景下，“自然”存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战略机会和空间。这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是新兴大国而言，往往是那些在国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基础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的国家。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的高技术跨国企业试图全面占据发展中国家的高端需求市场的情形下，在发达国家高技术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大国的本土企业带来市场竞争效应的激励下，发展中大国中的本土企业可以借助本土快速扩张的中等收入阶层群体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高端需求市场渠道，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夯实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和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国内和国外高端供给－高端需求双向良性互动机制，以及国内“需求引致创新”和“创新推动高收入就业岗位”双向良性循环体系，进而为发展中大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全球供应链体系根本性调整和重构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一）深入理解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逻辑

       从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来看，需要高度关注全球供应链体系背后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投资链体系、全球创新链体系三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和动态变化关系。其逻辑关系可见图3，具体的影响机制是，全球创新链体系全球投资链体系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供应链体系。我们看到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仅仅是表面形式，其背后隐含的是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投资链体系和全球创新链体系等更为重要的运行机制。这四者的相互关系背后所隐含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博弈和发展竞争的矛盾冲突点的动态变化状态，决定和推动了全球是处于一体化还是逆一体化的基本格局。

       首先，全球创新链体系已经形成的稳固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具有差异性的自主能力，这是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得以形成的最为底层的基础性条件。一个明显的基本分布状况是，发达国家牢牢把握着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甚至绝大多数产业产品的产业化研究环节，而且在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这些环节形成了专业化分工体系和利益互享体制，在整体上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绝对创新领先优势，能够有效遏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赶超机会。其次，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资本剩余、资本输出动机，将发达国家内部的生产体系布局所获得的投资利润最大化，试图在全球范围重新进行布局来获得投资利润最大化，这是促使全球投资链体系迅速形成的核心力量。当然，从全球投资链体系的形成特征来看，主要是资本相对剩余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FDI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模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获取发达国家的FDI和资本流入方面也存在激烈竞争，特别是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技能和长时间加班忍耐能力，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工业化基础等因素，决定了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吸引发达国家外资的这种激烈竞争格局，事实上形成了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的博弈力量。再次，当前的全球创新链和全球投资链格局，决定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各国的分工地位和国家贸易格局。由于全球产业链、产品链中的研发、品牌、营销渠道、金融服务，以及高技术含量的关键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和核心工艺均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才可能催生当前阶段联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三次全球化格局。

        第一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廉价的原材料和高昂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不对称形成的剥削型的国际贸易体系，随着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当然无法长期维持。第二次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产品贸易，由于利益竞争大于利益分享，也难以持续和扩大。第三次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链、产品链体系内部不同环节的分工和贸易模式，利益共赢大于利益竞争。虽然其本质上也是利益不均等和发展机会不均衡的贸易体系，但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第三次以产业链、产品链内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为主的全球化格局中，获得在以往全球化体系均无法获得的经济起飞发展机会，因此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全力支持以及积极参与，现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规模得以快速扩张。最后，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背后所内含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既没有消除全球贸易利益的不均等格局，也存在相对明显的局限性，导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逐步积累和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和风险，从而对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重大冲击。

       从当前阶段全球供应链体系形成的内在特征来看，具有全球供应链的“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的“不均等化”、全球创新链的“绝对领先化”和全球投资链的“单向化”四大显著特征。从主导和控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发达国家的内在动机来看，发达国家始终图谋的是：（1）全球供应链的“贸易自由化”。在发达国家完全控制全球产品链、产业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高技术创新密度和高附加值环节的情形下，全球商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内部的资本所有者、创新垄断者、高技术工人和金融投资者阶层群体，从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体系中获取更多分工贸易利益和资本收益。当然，针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面临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不足而导致的投资不足陷阱，也由于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供给侧部门扩张来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和组装环节，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中的经济增长。（2）全球创新链的“绝对领先化”。全球创新链的“绝对领先化”是全球供应链的“贸易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创新链体系中处于稳定的“中心－外围”格局的情形下，即发达国家在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全球产品链、产业链相关创新链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环节，以及在相关创新链领域的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商业化研究环节，甚至在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和核心生产工艺方面占据全面累积性领先优势的前提下，发达国家才有动力推动全球供应链的“贸易自由化”。（3）全球投资链的“单向化”。发达国家有动力推动全球供应链的“贸易自由化”，却没有动力完全推动全球投资链的“自由化”，全球投资链“自由化”是由头，全球投资链“单向化”是本质，即只允许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领域投资，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核心领域投资。

        总而言之，在全球创新链的“绝对领先化”和全球投资链的“单向化”的前提下，按照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诉求布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贸易自由化”体系，最终促成全球价值链的“不均等”利益分配格局。在发达国家的算计中，基本上可以控制甚至遏制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的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能力。因为按照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布局逻辑，既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始终锁定在发达国家布局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组装环节，也可以利用发达国家长期积累品牌效应的高质量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的占据，彻底阻断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利用本国市场需求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积累和提升的空间。

      （二）深入理解全球供应链发生根本性重构的新趋势

       第一，“逆全球化”vs“有限全球化”？在中美两个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程度最深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略竞争，必然会对既有的全球供应体系造成根本性的重大冲击。这就给如何判断今后一段时期内已经形成的全球一体化体系的变化格局和未来走势，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可能导致重大误判。其中，代表性的两个对立性观点是“逆全球化”vs“有限全球化”。二者既有共性，更有差异。“逆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在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巨大碰撞下，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会遭受全面解体式的冲击，并且会呈现急剧收缩的基本态势。由此得出判断，全球即将全面进入“逆全球化”时代，各国均会以维护国家产业链安全的名义，将布局和投资在其他国家的产业链、产品链环节，逐步回流到本国国内或转移到其他不受中美战略竞争冲击的盟国。而“有限全球化”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遭受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冲击，但是，全球经贸一体化的基础动力和发展需求仍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碰撞和冲击只能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局部或部分体系（比如中美两国之间的供应链体系）造成负面冲击，由此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背后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的重大调整或重构，但不会导致全球整体的供应链体系的全面弱化或彻底解体。因此，可以将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格局称之为“有限全球化”。我们的判断是，在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可能带来的长达20年碰撞期中，“有限全球化”很有可能是全球格局调整的新方向。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未必是“有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相反，中国有可能在“有限全球化”体系中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是由中国的人均GDP还会持续翻一倍以上所创造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以及最高决策层一以贯之的深化对外开放国策双重因素决定和驱动的。

       第二，“去中国化”vs“去美国化”？当前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中美之间剧烈的战略竞争碰撞期的后果是，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去中国化”效应的发生，进而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中国推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然而，针对当前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体系而言，“去中国化”的后果或代价，更有可能意味着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去美国化”力量的萌发和积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前沿地位和领先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于在美国的全球高科技跨国公司中，已经形成了持续性的巨额研发投入能力+对全球高端消费市场占据带来的创新高回报率两个方面的至关重要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这是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占领全球市场和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领先全球的全部秘诀所在。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尤其是在全球进入数字化经济和人工智能（AI）的时代，美国在该领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是美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和领先地位的基石。美国在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全球领导地位，归功于持续性的巨额研发投资带来的卓越技术和产品创新。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在集成电路产业研发方面的投资额为3120亿美元，仅在2018年就达到390亿美元。2018年，美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产品收入约为2260亿美元，该规模是韩国集成电路产业的2倍，是日本的5倍，是欧洲的6倍，是中国的15倍。而且，全球市场规模对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国内市场需求的不到25％，约80％的行业收入均来自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市场，其中中国约占全球需求的23％。有鉴于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去中国化”最终削弱的是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中巨额研发投入和全球高端市场高回报率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会倒逼和加快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自主崛起速度。离开中国迅速扩张和升级的巨大消费市场，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巨额研发投入－全球市场创新回报之间的良性循环。笔者的判断是，美国当前发起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技术封锁和遏制战略，很有可能是美国强迫中国单方面地对美国更大地开放市场的一种博弈策略，中国不可自乱阵脚、误判美国战略博弈动机，由此陷入闭关锁国的狭隘发展战略中去。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博弈耐心，等待美国战略博弈退却。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实施博弈策略，主动利用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博弈的核心弱点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点，加快布局35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全面突破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构建国产化替代生产制造体系。美国的精英阶层最终会认识到，只注重短期商业利益最大化和利用民粹主义操弄选举政治手段的美国总统，会给美国的战略优势带来持久性损害。

       第三，“区域一体化”vs“双边化”？在当前阶段中美之间愈加凸显的战略竞争挤压下，如前文分析，既有的全球化体系的调整和重构难以避免，那么今后全球化格局调整和重构的可能方向是什么？其中，引人瞩目的可能调整方向，是“区域供应链体系”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替代，还是“双边供应链体系”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替代呢？在笔者看来，今后形成“区域供应链体系”的概率要大于“双边供应链体系”。在美国的战略谋划和布局中，可能通过对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破坏，重新构建以美国单边利益最大化和美国利益至上原则为基础的“双边供应链体系”，迫使美国跨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向美国本土转移和回流，进而扩大美国产品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能力，从而更有利于美国解决国内的中产阶层就业岗位不足和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在美国严重受制于国内完全自由式市场机制和固有的意识形态体制约束，难以实现贸易利益和创新利益均等化分配的前提下，就试图以国内矛盾外部化的策略来解决国内的严重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中产阶层衰弱问题。可见，“双边供应链体系”就是美国的最优策略。

更要认清的基本事实是，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价值链分配格局，绝不可能是按照单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诉求来推动，而是由参与其中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可以从中获得相应利益的驱动力共同推动，是全球各国发展利益长期博弈的“自然”结果。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作为拥有高科技跨国企业数量最多和特定美元霸权的最大发达国家，当然是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控制者。但即便如此，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已经融合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下，美国不再具有完全控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调整和重构方向的能力，充其量只能是全球供应链体系调整和重构博弈的重要参与者。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仍然会按照多数国家的利益共赢原则调整和重构；而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多发达国家，仍然寄希望通过全球一体化格局来获取发展利益。全球供应链体系只会暂时被分解为“区域供应链体系”，以区域一体化的模式来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因此，面对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去中国化”的压力，中国完全可以依据亚洲区域以及欧亚区域的地区一体化战略，与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组合成将美国产品排除在外的地区性创新链和产业链协作分工一体化体系，同时，也可以和欧盟各国逐步形成不依靠美国产品的利益相关的区域性创新链和产业链协作分工一体化体系，形成“去美国化”的全球创新产业体系。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企业而言，可以采取大陆研发和生产属地原则，在服从大陆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将之纳入地区性创新链和产业链协作分工一体化体系。

       

        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对中国产业链优势可能造成的多重冲击效应

        结合以上分析，最为令人关心或担忧的问题是，当前在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碰撞和冲击下，究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优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尚未得到彻底培育和构建，使得中国在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处于被“卡脖子”式的技术封锁和遏制地位，对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安全策略短期内造成重大冲击和风险。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时机和打击选择对象，是经过战略谋划和精心布局的精准打击策略。一方面，选择中国GDP规模接近美国GDP规模70%的特定阶段，采取“屡试不败”的专整、专治、专灭“老二”的战略战术手段，既试图在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全面切断中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机制，也对中国实施科技创新的“脱钩”策略，从而维持美国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持久领先力和绝对领先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美国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对中国采取严苛的全面封锁和围堵战略，试图获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绝对领先权和创新垄断权，进而打破中国试图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壮大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真正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创新领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采取完全违背美国所鼓吹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技术封锁和遏制手段的精准打击策略，其根本性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堵住中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挑战和赶超之路，彻底扼杀中国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加速形成，进而维持美国优先和美国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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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在中美科技创新领域实施全面“脱钩”的策略下，强迫中国单方面实施对美国开放国内高端市场的“市场不对称”策略，从而既实现对中国科技创新自主能力和高科技本土企业提升的阻碍，又可以从中国快速扩张的高端市场需求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美国利益。针对当前中美之间全面爆发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存在50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形下，国内学者们普遍担心中美之间在经济层面的全面“脱钩”格局，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外部风险。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高度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本质的战略意图，对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稳固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并不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和最优博弈策略，必然不是美国的首选博弈策略。对美国而言，维护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一方面，强迫中国单方面实施对美国全部开放国内高端市场的“市场不对称”策略，包括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服务行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等领域对美国全面自由开放；同时，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服务行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等领域开放和禁止投资，进而获得美国在市场开放方面针对中国的“单方面”优势。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更多地购买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优势的产品，从而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逐步降低为零，最终按照美国给定的约束条件和监管条件，完全实现中美之间所谓的“对等贸易”和“均衡贸易”。这种逻辑已经完全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会损坏中国的核心发展利益，无论是在短期或长期中国均不会存在主动妥协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在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分工和贸易优势地位，来源于中国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基础。即便美国最高决策层试图推行中美之间的科技创新“脱钩”策略乃至经济层面全面“脱钩”策略，也不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产业链安全造成致命性的冲击。如前所述，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并不是单个国家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逻辑构成的，而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动力需求长时间的互动博弈决定的，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需求的自然演变结果，因此不是单个国家的自私自利政治诉求可以随意决定或改变的。中国能够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世界低端工厂”的核心平台，本质上是由中国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汇集而成，是全球多数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具备的独一无二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产品链体系中，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国内生产制造体系。而且，由国内众多的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演变而来的产业链集群，使得中国在产业链、产品链集群和综合配套能力方面的优势独一无二。随意搬迁的跨国企业必然会造成自身配套环节的产业链、产品链断裂现象，或者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或者增加生产成本。二是虽然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一直处于持续上涨态势，已经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从工作工资收入和工作效率性价比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综合成本优势全球领先，叠加劳动流动性较为宽松的用工制度和国人对简单工作所具有的持续忍耐力等因素，劳动力综合优势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相对领先优势，有利于制造业部门物流成本的持续降低和全区域、全领域布局。而且，中国已经在新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是数字经济等方面集中加速发力，不仅不会降低中国基础设施的全球领先优势，还会扩大中国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四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冲击和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部分制造业环节迁回或回流到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能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对所有国家所有企业的市场销售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冲击，而搬迁企业需要企业重新进行大量投资，在疫情冲击下多数企业已经丧失了短期内实施大规模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对率先进入经济复苏阶段的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强化。五是中国持续扩张的市场消费需求成为吸引众多国家企业投资的重要场所。最为关键的是，在未来15年之内，中国的人均GDP如果实现再翻一番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也会再扩大一倍，到时中国必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抛弃了中国消费市场，可能就意味着抛弃了全球市场，企业就会失去利用市场规模经济来实现巨额创新研发投入和市场回报之间互动机制的核心支撑。事实上，从如今在华外国企业的经营行为来看，70%的产品是销售到中国本土市场，30%的产品才是满足出口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由此可见一斑。概言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综合优势难以轻易地被撼动，能够经得起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技术封锁和科技创新遏制行为的较长时期的博弈。

        第四，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在于能否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两者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决定中国产业链安全和优势维持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中国内部，轻易不会在根本上被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策略所动摇或遏制。针对美国当前全面发起的咄咄逼人的战略竞争和技术封锁策略，我们尤为需要冷静考虑的是，中国当前阶段的核心发展利益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GDP规模在202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2050年左右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此，对中国这个核心发展利益造成损害的外部事件，中国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加以破解。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主要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中国的内部环境。如前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依靠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背后隐含的全球价值链、投资链和创新链分工格局和体系，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成功转型和战略跨越。其核心因素就在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均难以打破由现有的发达国家共同组成利益集团的联盟体系。因此，中国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特定阶段，必须从出口依赖模式全面转换为内需驱动模式特别是高端需求驱动模式，必然要走向重视本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发展道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国家创新计划、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引导计划，来促进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进而为国民收入持续提升奠定坚实的微观产业和企业基础。只有少数的发展中大国，才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促进本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提升与供给侧结构性转型升级，进而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条件，以增强二者之间良性互动循环的内生动力，依靠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促进高科技本土跨国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供给－需求良性循环互动的内生发展模式，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应对战略及其重点策略

       第一，避免陷入以战术思维对待战略思维的陷阱，试图以各种短期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来换美国停止或降低遏制中国科技创新自主能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既然是中美双方的战略竞争，就不能纠缠于枝节叶末的战术竞争，不能计较于双方短期利益的一时得失，而是要从中美双方最为根本的发展利益竞争和国家综合发展能力角度加以把握。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科技创新“脱钩”式的战略竞争行为，必然会倒逼中国主动利用国家创新计划来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全面提升，迫使中国利用本土高端市场需求规模来培育和促进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反将激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斗争精神。需要认清的基本事实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可持续发展，既要实现2035年的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要在2050年左右使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像中国这样的独特发展中大国，全面依靠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只能促使中国实现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而依靠本国庞大规模和升级换代的国内需求市场和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提升之间的双向良性循环机制，才可能促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于处于特定阶段的中国而言，适当降低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低端环节的依赖，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国内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换言之，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封锁和遏制战略，未必会从根本上对中国的核心发展利益造成本质性损害，而中国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尽快促使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强化。

       第二，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作用，全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尽快实现制约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全面突破，保障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美国针对中国本土的高科技跨国企业发起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战略，在短期内对中国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安全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影响，倒逼中国当前和未来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施全面自主突破策略。目前，中国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不足，造成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严重不足。因此，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化解和破解策略，应该落在利用中国特殊的政府和市场机制有机融合体制，主动实施新型举国体制，针对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集中组合攻关。一方面，本着“能者上、行者上”的公平竞争原则，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和激励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组合而成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前沿研究团队，通过政府持续性的巨额投入来激励这些领域集中攻关。另一方面，利用深化产学研融合体系、减税免税政策、优先上市和融资偏向政策，以及基于市场竞争原则政府赋予的各种企业研究资助计划，调动和激励企业部门在从事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等方面的高强度持续性研究投入，形成由微观企业主导的、政府强力支持的新型联合攻关团队和企业集团。

       第三，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挥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主导作用，充分激发国内高端消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支撑作用，适当管理和限制美国等少数敌意发达国家对中国核心产业链、产品链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尽快促使中国成长为第一大进口国，扩大中国对外战略的回旋余地。由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促进人均GDP中高速增长，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的关键在于促使中国国内供给提质－需求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尤其是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动激发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充分激发国内高端市场消费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支撑作用。而从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逻辑来看，既要在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上，促进劳动者和人力资本收入的持续提升，强化初次分配格局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在企业所有权和金融投资市场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通过劳动者共同持有企业股票计划和全民平均拥有上市企业股票计划，切实落实社会财富和企业财富被劳动者共享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化国民二次分配格局对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形下，要积极利用好这一战略资源，扩大中国对外战略的回旋余地和主动权力。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规模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中国的进口规模，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各国商品汇集的第一大规模进口市场，从而形成全球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格局，进而强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是，对待进入中国的FDI要有全新的战略思维，警惕类似美国这样的自我利益至上主义的国家采取“市场不对称”策略，来抢占中国的高端消费市场，扼杀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国内市场支撑和发展空间。因此，建议采取更具前瞻性的外国投资中国国内重点产业链、产品链的安全审查法律措施，以及基于同等市场开放原则的内外有别的策略，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外资投资安全原则。

       第四，超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简单二分法，发挥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约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视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违反WTO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一个焦点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如何科学定义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科学思考公有制在中国的具体表达形式，既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践形式，也事关中国如何坚持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的基本定位。从破解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提升角度，以及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来看，也必须对国有企业的表达形式和战略定位有全新的认识。一方面，要主动发挥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要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约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有必要超越中国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非此即彼的对立式简单二分法，强化全民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公有制中的基础性地位，主动利用上市企业的直接渠道式融资机制，真正解决企业在实施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以及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和核心工艺等方面巨额研发投入能力不足的困局。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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